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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第一次看到小野越南这个名字的时候,心里其实是偏向“同情”的。一个穷苦出身、前半生不断坐牢、被整个社会贴上标签的人,突然在漫长的审判之后被宣判无罪,还拿到了国家赔偿,被媒体塑造成“对抗司法不公的象征”,这种故事本身就很容易让人产生共情。尤其是当他站在法院门口,笑着挥手,露出那两颗明显的门牙,说自己想做的第一件事是推着母亲晒太阳的时候,很难不让人心软。那一刻,他不是一个“嫌疑人”,而是一个被系统碾过的普通人。至少,看起来是这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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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后来我越来越觉得,这个故事从一开始就不太对劲。不是说司法一定没问题,而是这个人身上,始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违和感。他的一生几乎从未真正离开过犯罪,偷窃、纵火、入室、骚扰、再进去、再出来,像一条绕不开的轨道。你可以说这是底层的悲剧,是原生家庭的问题,是社会的问题,但你不能忽略一个事实:有些人,真的会一次又一次地靠近“恶”,而且毫不犹豫。- b5 y5 s" k( q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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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 t% a/ j- }5 V8 V3 e: l+ \首都圈那一连串案子,本身就像一面镜子。时间横跨多年,地点分散,却在作案手法、对象选择上高度一致。年轻女性、夜归、入侵、侵犯、焚烧,几乎是模板式的重复。小野越南并不是唯一的嫌疑人,但他永远在“附近”,永远在“刚好出狱”或“刚好出现”的时间点出现。血型吻合、鞋印相似、证词反复,这些在今天看都不够硬,但在那个年代,它们足够让一个人背负一生的怀疑。问题在于,当后来其中几起案件被证明另有真凶时,所有人突然集体掉头,把他推到了“完全无辜”的另一端,仿佛之前那些高度可疑的细节,从未存在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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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正让我感到寒意的,是他无罪释放之后的状态。他并没有变成一个“被拯救的人”,也没有真正想重新做人。他很快又开始偷窃,进出监狱像走流程一样,甚至开始炫耀自己“从国家那里拿到的钱”。那句喝醉后脱口而出的“我是一个杀了人还能无罪的人”,现在回头看,简直不像玩笑,更像一次无意识的泄露。一个人如果真的被冤枉到骨子里,是不会用这种语气说话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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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 l3 `( [' _3 k9 R" H/ g( r直到1996年,舍人公园、停车场、被子、焚烧、消失的头部,这一切像是某种迟到的回环。那一次,时代变了。DNA开始进入案件,垃圾袋里的塑料瓶、一次性筷子,不再只是垃圾,而是证据。警方不再靠“他说了什么”,而是靠“他留下了什么”。而更讽刺的是,真正压垮他的,并不是技术,而是他自己,那间脏乱的公寓、埋在后院的头颅、冰箱里的残肢、还有那张不该存在的身份证。4 P* K% W0 }7 G. C7 `/ 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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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 [' [) f# {* r& ^7 U很多人喜欢把这起案子简单归结为一句话:如果当初没有给他翻案,就不会有后来的悲剧。这个说法听起来很爽,但其实很偷懒。问题不在于“翻案”本身,而在于我们把一个“暂时证据不足的人”,直接塑造成了“道德符号”。媒体需要英雄,社会需要情绪出口,于是一个前科累累、行为模式高度危险的人,被包装成了正义的化身。没有人再愿意看他的履历,只愿意看他的眼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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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 ?& l- b- H; h( [9 P这也是我觉得最值得写进“罪念研究所”的地方。真正可怕的,并不只是小野越南这个人,而是我们太容易被一种叙事带走。一旦一个人被贴上“冤罪英雄”的标签,他过去的一切都会被自动洗白,他未来的一切都会被下意识忽略。支持他的人,未必是坏人,他们只是被“善意”和“正义”的叙事迷住了眼。但现实世界不是故事,恶并不会因为一次无罪判决而消失。! s! t7 k2 P: G: F. 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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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最后,小野越南在法庭上被定性为“享乐型犯罪”,这四个字其实非常残酷。它意味着,他并不是在某一刻失控,而是从中获得了某种满足。那种满足,可能来自控制、来自恐惧、来自支配。你再回头看他那些温和的信件、关心记者身体的落款、对母亲的孝顺,就会发现,人性从来不是非黑即白,而是可以在同一个身体里并存得如此自然。2 L9 B+ t; Q2 x% [. 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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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,他八十多岁了,还在狱中。他否认首都圈连环案,法律也无法再追究那些旧案。那些真相,也许永远不会完整浮出水面。但有一点已经很清楚了:当我们急着站队、急着感动、急着寻找“正义化身”的时候,往往正是恶最容易混进来的时候。# }, q2 a; u1 L O1 H# w5 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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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r, U, z0 M g: F1 G有些人,不需要被原谅;有些故事,也不该被美化。/ |/ [+ F1 p8 _- [ c: {) e; ~
这是我从小野越南身上,真正感到后背发凉的地方。" y6 w. L& q( s' 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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